追捧与泡沫齐飞:互联网价值如何回归
2015-05-13

把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简单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真正有生命力、可以不断自我进化的互联网系统,是把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优点和网络时代的“互联互通”优点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系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财富分配、社会阶层流动上,都具有正向循环效应:既可以发挥“极客”们具有的创造力优点,又可以有机包容规模经济,可以让大数据服务于生产,让系统的各个部件快速进化,让社会保持活力。在我国迫切需要启动资本市场缓慢牛市以服务于养老体系以及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的背景下,让我们的高科技经济有扎实根基并在思维上具有真正活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互联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应该把媒体化、泡沫化的伪互联网精神区分开来,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是通过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的“精英共和制”和“无限边疆观”。当前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变成了比表层工夫。

在互联网、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互相结合、互相支持的运作机制下,依托“互联网产业资本市场估值特权”而制造的造富效应是十分惊人的。在这种造富效应的烘托下,互联网产业必然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这些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会反馈给科技、产业,影响基本的生活态度,进而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

互联网公司在获得人类社会高科技公司的代表资格之后,开始塑造文化尤其是高智商、高技术人群的文化。如果将1920-1970年代的科技文化与如今互联网为首的科技文化作对比,就能发现两者气质很不一样。在1920-1970年代,从早期的航空到后来的航天,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生产型文化,那时赞美这种社会进步的艺术如装饰类风格(ART DECO)等,富有男性阳刚美,大有“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气概,这在美、苏、德、日、韩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类似的。但到1980年代末之后,这种“边疆开拓”的风格就悄然消退了。这种蜕化鲜明地反映在某些行业的研究重点上,比如航天,1990年代以前主要是对地球以外的探测,对地球主要是搞卫星通讯;1990年代以后,由于“发明”了气候变化理论,西方航天主流一个劲地研究地球本身,地球以外研究领域配置资源占比下降。这是人类前沿——科技行业的重大气质转折。
  
当然,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因为没有太多受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延续了西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的思维,一举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西方大工程领域的大批精英纷纷投靠中国,直到如今大量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模式所吸引,群起响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而西方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近几年社交-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很多公司一方面说是高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又特像时尚传媒公司,“小清新”味道很浓,与此前“边疆开拓”的科技气质已经非常不同。

那么,人类科技系统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它未来会怎么发展?有没有可能再把过去的优秀成分拾起来形成新的文化?这关系到全球科技产业下一步提高的可能性,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价值创造的性质——是有着坚实的实体基础还是浮夸的泡沫。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走到今天这步有着复杂的缘由,和1920-1970年代西方科技繁盛期的理念并不是截然两条路的,它的起源其实包含了后者最优秀的文化元素,但因为其他因素的渗透出现了“变异”,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工业时代后期科技机制的难题

与“极客资本主义”的诞生

工业时代开启后,科技类人才获得普遍尊敬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形成了系统性培养工程师的传统。一大批技术人才转变为企业家,取得社会的尊敬。此时的科技企业家,集科技、探索、企业、资本于一身,主要体现的是开拓边疆的气质,颇具“征服自然”的男子汉气概。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要求,工业生产日趋复杂,对应管理系统也快速进化成复杂的科层制,组织设计及管理本身成为一门学问。

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优势在于机构庞大,经营稳定,有充分的剩余来养活其内部的研究所。在这些研究部门里,一些耐得住寂寞,对创办企业没有欲望的纯技术天才能够创造出让人惊叹的基础性产品,为后世再次技术起飞创造基础。比如,一度垄断美国电信行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先后发明了射电天文学、半导体、激光、信息论、UNIX操作系统、C语言和C++语言,实现了商用微波通信、商用通信卫星……几乎整个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就在那里诞生。其弊端是企业有动力维持垄断高利润,经营改进的动力放缓(AT&T经营的呆板是惊人的),后台慢慢地也就按部就班——大部分科研人员也就是平庸的,要由少数书呆子天才来产生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有时会因为前台经营的慵懒而被应用缓慢。总而言之,“经理人资本主义”锐气减弱,但蕴藏了大量潜在的人类科技财富。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才怎么办?体系内偶尔能出全才,其中有的人很可能得到快速提升,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全才往往痛恨这个体系,最后成为改革者(比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另一种技术性人才则选择了反叛:他们要么从这样的体系里离职创办新公司,要么干脆就不加入这样的巨人而另起炉灶。这样的文化最早诞生于1960年代——西方已经相当富足同时又比较平均的年代,年轻人学习了知识,又没有经历过战争,倾向于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是极客文化(Geek)的来源。

这个群体中有很多天才,他们不甘心于当螺丝钉,而有兴趣了解各种事情,并付诸于个人实践——包括制造新奇玩意,进而创造公司。极客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就在加州——一个美丽、富足、温暖的地方。到1970年代,以半导体、电子产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已经经历了资本市场追捧的热潮,加州硅谷及其风险投资机制正在启动。而技术进步使得计算机从大型机开始小型、微型化发展,计算机的文化形象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工联合体科层体系”的“监视工具”(好比《1984》老大哥的探头)变成个人自由的万能工具。于是一些投资人开始促成大量小团体的科技发明转化为企业(比如马库拉促成乔布斯及其伙伴成立苹果)。这些新诞生的企业,相对于老一辈信息企业如IBM,早期就是小不点,在西方文化中有“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的道德感。很自然的,这样的新创科技企业又吸收了1960年代学生运动(加州伯克利正是美国左派学生运动的心脏)、嬉皮士“重归田园”运动的叛逆色彩,崇尚个人自由,并把这种意识形态注入企业经营的口号里。虽然这些企业成熟后,其内部经营仍然充满政治斗争与领导专断(比如苹果),但在产品设计、宣传口号上则高喊消费者自由,并以此得到已经中产化的社会的支持。极客得到风险投资进而资本市场的追捧,从而产生“极客资本主义”。这种文化底子为1990年代互联网发展时的基调做了铺垫。

美国资本市场大慢牛

对“轻产业”的追捧及变迁

1980年代“大慢牛”盘活了美国资本市场,自然需要有新的内容充实其牛市根基。资本的欲求天然地追逐具有爆炸性增长潜力或想象的领域。1980年代的产业寻找选择了电信(通信)产业,并期望于整合广电、传媒产业。原因是这个领域比较“轻”,而且人的通信需求看起来是无穷无尽的,增长空间大。

以资本青睐“爆炸性增长”的标准来选择产业,选择信息产业并最后选择纯信息的互联网产业是必然的。与传统工业相比,信息内容被认为更可能可实现爆炸性增长。这个领域不涉及物质(至少到2013年智能硬件兴起前是如此),各种开发都在相当表层的应用层面(网站做到巨型之后才要考虑架构优化问题),而且始终不需要什么生产设备(巨型网站最多也就需要堆海量服务器),所以至少在创业阶段可以“很轻”。当然,和传统通信产业相比,强调信息获取便捷性和免费性,但内容又只是纯信息本身的互联网产业更难从实体经营中获取收入,因此,如笔者分析互联网公司资本市场的奥妙所显示的,美国资本市场参与者修订了资本市场规则,建立事实上的“互联网公司豁免权”,对互联网公司不再计算信息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而追求信息量或某个业务指标量(如注册用户数)本身的增长,做出信息爆炸的样子。同时,又对长期成本支出(如技术研发尤其是基础技术研发)有着本能的厌恶,只对能带来指标量爆炸性增长的支出感兴趣。这使得互联网公司天生带上了传媒行业的基因。自1995年网景上市以来,互联网一直是风投的重点,近五六年甚至成为美国风投财富创造的绝大部分源泉,而高科技行业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带上了传媒产业色彩,与以往的科技产业乃至1990年代以前信息产业形成强烈对比。

互联网产业

追求眼球的“传媒产业”天性及其后果

互联网产业因为是纯信息产业,只要找对门路,所以可以脱离上下游的物质羁绊而爆炸式发展。这种形象与“极客”文化气质正好相符合,于是成为新世纪最好的“企业英雄”。1990年代以来,整个科技产业传媒越来越倾向于渲染明星企业、独行侠或明星团队,而不再提及大产业系统的复杂性。同理,投资它们的天使、风险投资人以及先创业再转化为风投的个人,也成为类似的英雄。这就是美国近二十年“明星企业”道路的特点。这样一条道路媒体性极强。这是由信息产业技术和本身业务内容两方面决定的。

从信息产业技术方面来看,随着基础技术的阶段性成熟,就会出现“模块化”的现象,也就是新从业者不需要从底部干起,底层技术可以以“模块”的形态直接使用,这使得应用层面的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傻瓜化”。举一个相近领域的产业——手机制造业来说明,2005年以前,手机是高端产品,只有诺基亚、摩托罗拉公司能生产,但是亚洲一些电子、芯片企业将手机核心部件模块化,它们的动力就是让更多的老板能够生产手机,不再为少数手机的发明企业垄断,扩大其下游市场。于是手机生产的门槛大大降低,这就有了深圳的山寨手机进而山寨智能手机的繁盛。但是当门槛普遍降低的时候,手机这个领域的竞争焦点就前移到市场营销方面,当门槛进一步降低到有一定资源的个人也可以做自己的品牌手机的时候,竞争就更下移到口碑传播方面,于是会编段子的脱口秀演员而不是工程师型企业家就更容易赢得媒体聚光灯的青睐。这个产业的媒体性就大大增强。互联网也是这样,由于西方开源社区的贡献,开发流程模块化,网站、手机应用开发难度大大降低,行业竞争焦点转移到抢占用户、UI界面的简洁靓丽上,美术人才而非技术人才成了关键。中国2013年以后“互联网思维”满天飞,一些年轻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这个机理所致。

从互联网本身业务内容上看,它天生倾向于媒体化。由于生产领域的系统性要求比较强,一个企业单点突破基本不可能,所以美国互联网近十年的主要突破点都在消费、社交等非生产领域。互联网诞生之初,因为本身内容免费,最后选择的商业模式只能是广告,这就是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所以谷歌本身就类似于媒体的广告部。2005年以后,形形色色的社交互联网干脆自身就是个媒体。实际上这已经是个媒体行当而不是一个科技行当了。而互联网的中心在加州,加州又恰恰是西方左派思潮的大本营(反对大工业大公司、“环保”、气候变化、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不作恶”……),各种互联网企业或者为了迎合第一批用户的需求,或者自身创立者就是左派媒体、社区工作者(如Twitter创始人),无不把自己的外表风格、经营风格整得非常的“文艺范”、“小清新”。而这些思潮由于普遍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甚至是“负经济利益”,或者经不起科学的推敲,所以特别重视媒体传播,需要用“压倒声势”的宣传来站住脚。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新兴社交-移动互联网公司用加州文艺风格,推送西方左派内容,西方左派运动借它们推销自己,发展社会运动,并成了“高科技”这个词语的定义者。这正是西方左派政治代表人物希拉里那么喜欢Facebook、Twitter的原因。更进一步的是,由于互联网创业技术门槛大大降低,大量本来没什么经济地位的左翼社会人士开始互联网创业,并通过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热捧,也能实现以前不可想象的数十亿美元身家——比如估值百亿美元以上的Airbnb,创始人就是个加州风格整天闲游的背包客。至此,信息产业的文化风格走向了其诞生时的反面——IBM的创立者老沃森和半导体发明者兼企业家肖克利都是非常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初衷是为生产、军事服务。

但是,具有强烈传媒性的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其实对科技进步有着强需求——因为它催生了对大量高质量的图像、声音、视频的需求,带来了海量数据的传输和处理需求,这需要强大通信技术的支撑。可是经过前几年通信产业的优胜劣汰,西方通信设备企业已经没有几家能支撑研发这样的技术。华为领导人任正非这几年常说“要抢占大数据的战略制高点,占住这个制高点,别人将来想攻下来就难了……小孩拿着手机啪啪啪拍照不删减就往数据中心传,流量超几何级数的增长……华为要做太平洋那么粗(信息)管道的铁皮,全世界能做的没几家”,就是针对这个趋势说的。这个大数据才是真正的大数据技术,硬骨头。事实上,正是这几年在中国悄然完成的光通信宽带革命支撑了新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互联网电视、智能手机产业。如果在西方设备企业已经无法完成这一社会需求的时候,中国的集成电路、光通信、无线通信技术能继续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取得主导地位,那么中国就能在未来人类生活——不管它走哪种内容路线——把握住其科技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扶植互联网之外的信息技术“中坚”企业。

以上述这种“媒体化”的趋向,互联网领域的成功企业表现出几个重要特点

其一,著名互联网公司只在人口大国中产生。因为互联网行业技术门槛不高,关键是谁先发现点子并靠烧钱迅速铺开。爆炸性的铺开需要规模效应,尤其是近十年来兴盛的社交性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移动终端普及率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口大国具有先天优势。因此当前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几乎只存在于美国和中国(日韩俄等国的网站影响力均难以超出其国门,理论上也就一亿用户上下,这撑不起成功互联网企业):美国是人口大国且可以影响大量其他国家的人口,中国本身就是人口大国且手机、电脑已经普及,两国企业都天然享有十几亿人的市场,极容易成功。人口大国印度目前信息设备普及率还不高但正在迅速提高。因此可以预见,从现在起到2020年,必然会诞生面向印度市场的巨型互联网公司,就看是印度本地公司还是中国公司(或中国风投扶持的印度公司)到印度去占领市场了。另外,这种人口大国占优的网络经济规律这还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即未必是最领先、优秀的技术能在竞争中取胜。比如即时通信,日韩的LINE就比微信要好,但是日韩人口太少,而且LINE功能是服务于日韩那种极度先进的网络环境的,这反而限制了LINE在大人口市场的应用,网络属性天生有利于那些“中不溜”的应用技术,所以微信轻松超越了LINE。

其二,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通常是2C(to consumer,面向个人消费者)而不是2B(to business,面向公司型客户)。因为2B业务受制于客户的理性和谨慎,其业务会受所属行业系统的一定约束。即便是信息产业历史上赶上最好时机的2B公司,例如1980年代赶上企业后台快速普及微型计算机机遇的微软,2003-2007年赶上中国出口爆炸式增长和江浙中小企业出口相关服务信息剧增机遇的阿里巴巴,也难以实现后来社交属性的Facebook这样的病毒式扩散。2C业务由于个人更容易非理性、情绪化,反而容易渗透。那么,什么样的2C业务最容易实现爆炸增长?从近十年经验看,娱乐化、社交化、主体内容由用户产生,对用户的碎片化休闲时间有充分黏性的网站容易实现。所以,近十年的明星互联网公司多倾向服务于生活、娱乐、社交。

其三,互联网明星公司获得高估值后,其获得的资金将强化上游那些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已经获得成功的公司(他们在资本市场上已经不再被青睐)的地位。因为互联网明星公司聚焦于用户体验,希望保证硬件不出问题,所以倾向于使用已成功公司提供的元件。其结果是,互联网公司或“互联网思维”的公司享受巨大的估值,可以以这个估值不断融资(上市前多次风投投资,上市后多次增发),而所融得的资金以收入形态流进了上游公司的口袋,成了资本市场变相支持已领先的上游公司。比如,小米公司在芯片上就必然使用高通的芯片,至多在红米等廉价品上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乐视公司在液晶面板上必定使用夏普、三星的面板,这就造成强者恒强。近两三年,德州仪器、博通、意法-爱立信等西方居于第三位及以后的企业退出手机芯片领域就是证明。因此,西方半导体等领域不再有风投投入并不意味着其衰弱,而是这个产业已经由若干成熟公司把持。但这一规律对于追赶者如中国高科技公司是不利的,在很多领域,这将维护美日韩的既得利益。幸好,中国凭借本土加亚非拉的巨量人口市场和汇集大量经济型理工人才的巨型公司的内部产业链,还能支持有志气的上游技术公司的发展,例如在手机芯片领域,大量山寨智能手机支持了展讯的崛起,而华为公司凭借自有品牌手机的市场支撑,扶植了海思的成功,这两家中国半导体领军企业是在互联网模式公司之外维系了中国的技术传承的。

当前互联网产业的深层次软肋

2013年以来,互联网在美国资本市场股价一再高涨,在中国也得到了舆论的追捧。2014年8月,一部名为《互联网时代》的纪录片在中国播出,引发了资本市场和舆论界的极大轰动。这部纪录片的思索是比较深入的,它反复进行一种隐喻,那就是相对于二战前后贯彻科层制的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具有“去中心化”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心化暗示着权威,那么去中心化就暗示着“平等”。所以,互联网时代也是平等的时代、大众的时代。

这种“互联网是平的”论点过于笼统,有点像互联网的对外形象宣传。“去中心化”网络结构,符合技术趋势性,是存在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需要再进行严肃的探讨。笔者相信真正有价值的网络——它很可能是去中心化的,必定是有极深的技术支持而且又能促进技术进步的网络。但当前这种媒体性很强的互联网模式,已经表现出若干深层次软肋。

第一,应用大放异彩的同时基础科技储备开始吃紧。互联网产业追求个体成功,追求明星效应,所以整天思考的就是大卖,就是用户体验,如何快速想到新的创意,快速变成现实产品,它加大了应用层面创新的动力。因为互联网,信息领域各种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软层面的变化很快。美国风投涉足的其他领域,如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因为技术原因,更新速度远不如互联网,给风投带来的财富也远不如互联网,可见其中互相强化的机制。但正因为创新集中在应用层面,乃至越来越表层化,当年AT&T进行基础科学知识创造和储备的机制就基本上消失了。基础科技研发时间过长,不确定,吃利润,一旦研究成功又有很强的外部性,与资本市场逻辑存在直接冲突。在工业时代,基础科技只能在不求回报的公立学术机构、国家实验室、富裕商人身后捐赠的实验室(如卡文迪许实验室)、超大型公司内部研发部门里发展出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型“极客企业”的逆反及其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好比来了次性格大转变,开始急速消化之前几十年储备的基础科技财富,但是新增补充的基础科技知识资源越来越少。当然,谷歌在发达以后也开始支持很多不赚钱的大型基础性项目(比如谷歌地球、街景等)。但和过去的基础科技机制相比,这些项目通常看起来比较“好玩”,满足极客的好奇心,要让大部分人看得懂,多集中在应用层面(收购并大放光彩的安卓系统也靠近应用层)。而且这些项目更多集中在信息科技领域。对于其他大型制造业、工业系统则无能为力。这正是西方科技进步机制的深层次危机。

第二,放大财富分化。互联网“明星企业”模式会进一步放大财富的分化。“互联网是平的”论,与世纪之交全球化兴起时“世界是平的”论一样,过于模糊,所指不清。如果从经营的效果上看,互联网让知识门槛相对变低,“变平了”;从经营者角度出发,它让普通人更有上升的机会,普通人的小团队能够通过明星产品一举成名并发展成大公司,“变平了”。但就该经济模式造就的财富分配结果而言,它趋向于更加不平等的结果。1990年代,在资本市场慢牛的带动下,上市企业高管通过期权形态获得的高薪已经为当时的评论家瞠目。但到互联网时代尤其是2010年以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这个行业规模经济的需求更加强烈,强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更加突出(如百度阿里腾讯),另一方面又叠加了资本市场赋予互联网企业的特权而放大估值(市值财富),互联网上市公司股权市值增值造成的财富分化比传统行业上市公司更加夸张。而这种财富分化会产生激励效应,主导人才流动方向,人才大量流向互联网行业,媒体性的互联网行业的聚焦又不在于钻研积累,结果增加了未来科技基础的脆弱性。

第三,UGC平台泡沫。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模式)是2004年前后web2.0(博客、维基是第一批2.0产物)的思想精髓,到社交互联网时代放大,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但其实早年的论坛就是UGC的原型。既然互联倾向于走2C的业务模式,UGC就是2C业务最重要的经营哲学。从近十年的效果来看,UGC模式良莠不齐,有些平台网站确实实现了高质量的UGC,但更多的UGC平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量APP是有问题的。少数高质量的UGC网站,比如维基百科、知乎,扩大了知识网络上的创作源,把大量有才能的人的空余时间利用起来,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认知剩余”,进行免费的传播,扩大了这些在纸片时代仅局限于极少数人头脑的知识的影响范围——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全能型极客”。但更多UGC的“社交互联网”,出于其利用人类原始本能的动机,刺激人们把碎片化时间都用在闲聊、交朋友、游戏等容易上瘾的“信息消费”上面,对于社会整体并不有利,而且极容易成为谣言的温床。其实,UGC在近两年甚至演化成一种投机懒汉的想法,都希望用户在上面弄内容——但有价值的内容是耗费工夫的,全国的精英也就只能支撑不多的几个UGC平台。

第四,争夺用户导致末日心态。互联网产业重心在于抓用户。这里又暗藏一个矛盾,首先互联网是免费模式,在实体经济意义上是要大量用户才能支撑起一点收入(比如网络文学,几十个读者才有一人付费)。在广告方面,近几年由于风投蜂拥而至,互联网广告单价有所提高,这其实是在挥霍性的使用用户资源。同时,互联网网站、APP又种类很多,大家都想着占使用者的时间,可是使用者每天就24小时,于是人们很快发现“人的时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成为互联网公司争夺的对象。其结果是: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打肿脸充胖子”,阅读近几年互联网公司的上市招股说明书,可发现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用户数”,动辄数千万,多则数亿。如果看完若干互联网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它们的用户数那么多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曾有印象周围的人使用过。答案是利用“用户定义”的伸缩空间,把那种每月登录一次(社交网站)的注册人也算做用户,通过强调用户数来获取估值——实质上大部分用户形成收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另一方面,这种对于“人的时间”资源有限的忧虑,又影响了互联网企业家的心态——虽然互联网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想法,创造出新的边疆,但在“人的时间”这个大陆里面不断加塞新想法将使得互联网世界越来越拥挤,因此对于单个互联网公司来说“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在萎缩的。所以从内心上来说,互联网人和19世纪后期以来的那些创业资本家的心态有很大不同,后者相信边疆无限,资源可以不断地被发现并转换成可利用的形态,是乐观派,而前者则认为资源有限,必须先下手为强,而且要主动攻击置对手于死地,在对手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这是一种深沉的悲观派,中国互联网圈内崇拜《三体》这部科幻小说就是这种心态的极好反映。而这种基于资源有限的深沉悲观正和资本市场上互联网公司被撑得极大的市值(反映了资本的高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真正的互联网精神

今天,互联网思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上文所述的种种偏媒体泡沫化的现象,显然指向其中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互联网精神呢?笔者相信当然是有的,世界上有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把它同媒体化、泡沫化的伪互联网精神区分开来。那么,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在哪里?恐怕要从它的源头说起。正如在互联网UGC的实践中,精英聚在一起还是精英,垃圾聚在一起仍然是垃圾的结果所暗示的,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是通过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的“精英共和制”和“无限边疆观”。当前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变成了比表层工夫——在中国干脆成了比噱头。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对既有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是创造了很大价值的。但是,这是在生产力老本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生产力基础还没有被驱动进步。网络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例如,在先进的传输和终端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实现知识的快速自动吸收和分享),但这种未来场景靠目前的互联网文化很难实现——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层面的技术大变革,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热门集中在对原有生产力资源的消费上,比如2013年以来最时髦的O2O模式(“线上线下联动”),相当于把人类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方面面再用互联网走一遍,按照2012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玩法,每个领域都可以创造一个至少大中型市值水平的上市公司:打车、订餐、旅游、订机票、买房、租房……这都是在现代基础设施上叠加信息网络互联互通的服务完善,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改变无能为力。形象地说,如果一个人出生在19世纪末的西方,他看到的是物理环境、空间行动能力的快速改变:能源、交通、居住形态、材料物质、技术工具、通信手段无一例外都在变。但一个人如果出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那么除了通信手段,人们看到的物质环境改变并不多,只是使用起来更加便利——私人可做的事情更多,效率更快,知识空间更大,虚拟社交空间更大,但西方社会的大型工程出现停滞,甚至连已有系统的维护也出现问题。这正是一方面美国以谷歌、Facebook在创造巨大市值,而另一方面人民发现自己的基础设施在“第三世界化”的原因,两者之间终将发生尖锐矛盾。

现在还能改变这个趋势吗?笔者认为,把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简单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真正有生命力、可以不断自我“进化”的互联网系统,是要把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优点,和网络时代的“互联互通”优点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系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财富分配、社会阶层流动上,都具有正向循环效应:既可以发挥“极客”们具有的创造力优点,又可以有机包容规模经济,可以让任正非所说的大数据服务于生产,具有系统观,让系统的各个部件快速“进化”,在社会意义上能够让刻苦的、有潜力的人才被吸纳到社会精英阶层,让社会保持活力。在我国迫切需要启动资本市场缓慢牛市以服务于养老体系、以及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的背景下,让我们的高科技经济有扎实根基并在思维上具有真正活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互联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美国互联网-硅谷发展史,把其中不同的成分区分开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的文明所用。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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